把国运押在战争机遇上：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回潮与核演习风波

景点排名 2025年09月24日 18:03 1 cc

文｜刘庆彬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所谓“军国主义”的关键不在军队规模，而在把国家前途押宝在军事冒险与战争机会主义上——财政、产业与政治叙事被锁进“以战止战”的轨道，社会在不知不觉中驶向不可逆的风险点。

近年的日本，正在以文件、税制、军贸与前沿部署的叠加，显露出一种可称为“新军国主义”的路径选择。

一、战略范式的转向已写入国策

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将“反击能力”纳入国家战略架构，并宣称此举不改变“专守防卫”。

这在法理上保留了克制措辞，在实践上却完成了从“盾”到“矛”的范式转换。

权威智库亦指出，日本正在获取的主要打击手段以巡航导弹为主，其速度与突防特性与周边对手的大量弹道/高超音速体系并不对称，客观上会刺激“以量补质、以距补势”的军备竞赛。

二、财政与税制被捆绑到军费上行的轨道

政府既定目标为五年内累计约43万亿日元军费，并以2026年起的加税作为主要筹资安排。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已经把长期财政和社会契约与扩军路径绑定，从制度层面确立“军事优先级”的硬约束。

三、打击拼图的“内外并进”

对外，日本与美国签署至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采购；

对内，推进12式岸舰导弹的增程与前沿部署，且在今秋“坚毅之龙”等联演中，美提丰中程导弹系统首次进驻日本，标志同盟在第一岛链的“攻防一体化”进入实体化阶段。

四、“前线化的日常运作”正悄然成形

为降低有人战机高频“紧急起飞”的人力与维护成本，日本加速引入MQ-9B“海上卫士”执行长航时海空域警戒；

与此同时，南西诸岛与九州方向的远程导弹与弹药库建设、部队移防与扩编相继推进，地方社会的不安与撕裂随之上扬。

五、军贸自我约束持续松动

围绕英意日共同研制的下一代战机（GCAP），政府在2023年底与2024年春先后调整“三原则”及实施指针，为对特定国家的机体出口开闸；

这既是产业政策的选择，也是“军贸—联盟—前沿部署”三合一路径的制度确认。

六、指挥结构“深度捆绑”

2025年3月，日本新设“统合作战司令部”（JJOC），而美军亦启动将驻日美军升级为具作战指挥功能的“联合部队司令部”的第一阶段；

同盟的指挥链与作战节奏由“协调”迈向“整合”，一旦危机触发，政治将更难在国内外之间腾挪。

而真正将“新军国主义”风险推到台前的，是2025年夏季的“核演习”风波。

共同社披露：在2024年2月举行的日美指挥所演习“Keen Edge 24”中，因设定对手“表示使用核武”，日本自卫队据报多次敦促美军把“核之威慑/核恫吓”纳入演训脚本，美方最终同意。

随后防卫大臣公开否认相关报道，称其“毫无根据”。

论细节孰真孰假，至少可以确认，“将核选项写入对华联演剧本”的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而官方与同盟方亦回避披露具体设定。

将此置入历史镜像，二战时期“参谋冒险主义”的影子清晰可辨：

其一，“剧本先行”的路径依赖——以兵棋与设定塑形政治议程，把“小概率窗口”包装为“必须抢占的机遇”；

其二，对“可控升级”的过度自信——把核威慑当成“可精确封装的工具”，事实上却缩短了从误判到升级的时间常数；

其三，把“终局正当性”外包给外部权威——当年的“天皇裁断”在心理结构上，被今天对同盟“延伸威慑”的依赖所替换。

不同之处在于，战后体制、和平宪法叙事与被爆国的道义压力仍在发挥制衡作用，社会舆论与媒体监督对“核常态化”的反噬速度远非当年可比。

从现实约束看，“新军国主义”的内生代价已现端倪：兵源约束成为硬约束，2023财年自卫队新兵招募完成率跌至目标的约五成；财政在加税与社保压力之间更趋紧绷；南西岛链地方社会的安全观与中央的战略诉求分歧扩大。

把国运交给“升级执念”，即便没有战争，社会也会先“被战争化”。

结语：新军国主义不是军费的绝对值，而是把国运与战争可能性捆绑在一起的相对选择。

今日日本，正通过战略文件、税制安排、军贸松绑、前沿部署与指挥整合，将社会与政治系在一辆加速中的战车上。若要避免再次把历史推向危险的坡道，唯一可行的路，是把升级选项关小，把缓冲空间做厚，把“以战止战”的想象退回到法治与政治的硬框之内。

历史不反对国家自强，但它一再警示：把希望寄托在战争机遇上，几乎从未带来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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