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冠三：袁方与社会学方法在改革研究中的实践应用

今年，是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逝世25周年。北大的朋友来信说北大社会学系要搞纪念活动，问我可否写篇纪念文章。我寻思我虽非北大毕业，认识袁方先生却比大多数北大老师和学生要早，一生断断续续从事的社会调查和改革研究也同样深受袁先生的教诲和影响，所以就应承了下来。下面就分时段回忆一下我跟袁先生、跟社会学和改革研究的一些往事。

初涉社会学，初识袁先生

我是1977年上的大学，被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第二批录取。这个班的特点一是年龄差距大，二是高考成绩优异，高于当年录取线100分左右。之所以没有被第一批录取，原因多数是因为政审不合格。

记得当时我们班同学的思想都很活跃，讨论问题的气氛浓厚。对于主修课之一的《资本论》，一章章，一节节，一行行地啃，学完却是茫然，觉得书中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现实。

所以，1979年社会学开始解禁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社会学小组，希望学习掌握一些分析社会问题的新思维新方法。参加的有政治经济系的我和杨志强、孙彪、赵峰、闫华、周琳等，有劳动经济系的王文仲、杨小东、任大卫等，江北辰和吴琰也参加过几次重要活动。袁方先生当时是劳动经济系系主任，受费孝通之邀正在参与主持恢复社会学的工作，自然就成为了我们社会学小组的导师，也自此成为我学习社会学、走上实证研究之路的领路人。

记得袁先生曾经委婉地讲过，理论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是演绎法，一是归纳法。马克思使用演绎法从抽象的商品出发，完美地演绎出剥夺剥夺者、赢得全世界的结论。你们也可以使用归纳法，去研究你们关心的中国现实社会，从社会调查入手，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找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办法。袁先生还把我们引荐给费孝通先生和李景汉先生，两次在沙滩民盟中央所在地，三次在李景汉家里，聆听他们对中国社会、社会学发展以及社会调查方法的见解和教诲，李景汉还把冒着风险保存下来，凝聚了他前半生研究心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版）借给我们阅读。

发展组时期的农村调查

1979年底，通过吴琰、杨小东的介绍我结识了陈一咨和何维凌，从那时开始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早期的若干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是研究制定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调查方案。在袁方和李景汉的指导下，我们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搜集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几乎所有文献，比国外资料更有价值的是民国时期社会学前辈留下的各种调查大纲、表式表格、数据报告等。在文献研究和多次试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农村调查提纲以及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乡村组织结构等调查问卷。这些研究成果全部被分别编入发展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表的初步设想》、《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表式》、《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提纲》及《关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概略调查的意见》等文件中，成为2008年发展组荣获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重要依据之一。

另外一个农村社会调查项目是1980年底到1981年初的河北省定县佛殿村调查。在袁先生和李景汉先生的指导下，我和杨志强、赵峰、周琳、闫华等到李景汉先生30年代考察过的河北省定县佛殿村调查，发展组提供研究经费。这是发展组正式成立前为数不多的几个课题之一。我们使用了总体调查、抽样调查、入户调查等方法，为北方农村包产到户前的状况留下大量宝贵资料。1982年夏，我和黄晓京、戴小京、江北辰再赴佛殿村，对该村包产到户前后的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1981年夏，发展组开展了著名的安徽省滁县地区调查。遵循袁先生实证研究的教诲，借鉴定县佛殿村的调查经验，我选择一个人到全椒县老观陈村做典型调查。调查发现，包产到户是回归常识，因而具有普适性，不管穷队富队都要搞包产到户，形成的调查报告《先进队为什么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丛刊》。滁县调查形成1个总报告9个分报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看了报告后说，“这个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

1982年，我大学毕业正式分配到发展组工作，袁先生也调到北大担任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自此，我与北大社会学系有了越来越多的学术交往和研究合作，通过交往和合作，与北大社会学系的许多老师和学生成为了朋友，如林彬、王汉生、孙立平等。

这段时期参与农村调查和农村改革的经验，让我深刻感悟到农村改革的复杂性和袁先生讲的“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也让我形成了查阅农村问题历史档案的学术乐趣。1982年到1989年，我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官方农村档案打交道，和课题组的同事一起，查阅、摘抄、整理了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滁县地区档案馆约七千卷档案，以及凤阳县档案馆1949—1983年的全部档案。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后，一开始无出版社愿意出版。几经周折，在杜润生先生的力推下，《乡村三十年》才于1989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署名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

体改所时期的综合社会调查

1984年，我调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工作。这个时候，改革已经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推进，改革内容的多样性、改革阻力的复杂性、改革动力的变动性和改革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均大大不同于以往，社会学的调查技术和分析方法被更频繁、更系统地应用于改革的决策过程之中。这个时期，体改所围绕当时的改革部署开展了大量基于抽样和问卷的高质量的社会学调查，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物价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等，参加者除体改所的我、王小强、白南风之外，大部分都是袁先生的亲炙弟子如林彬、王汉生、刘永川、吴曲辉、钱江洪、何凡兴、闫焱、佟新、张杰、宣明栋等，也包括先后从北大社会学系分配到体改所的杨晓、冯楚军、于德海、娄健、张其光、侯淅珉、闫肖锋、许欣欣、杨小冬等人。形成了一批专题报告和诸如《1987年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调查分析》（杨冠三《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等综合性研究成果。这些实证研究的成果作为分报告，和总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一起，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6年，经中央同意、原国家体改委批准，由我负责在体改所社会舆论调查室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其职能定位是甄选改革议题、评测改革效果、预警社会稳定，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冯楚军、于德海、娄健、张颖超、张弛、王自强、杨晓、杨小冬、张惠等。“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建立了一个覆盖56个城市，由2600多名被调查者构成的基础抽样调查体系，采取同样的问卷指标体系，每半年调查一次，获得的数据用于监测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其功能类似于统计数据之用于监测经济景气的变化。每次的报告都以“体制改革内参清样”的形式上报87位高层领导。“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被誉为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应用的一个高峰，其调查技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也得到日本内阁官房厅青年研究中心、英国BBC和苏联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国际同行的认可。1989年3月底，我和冯楚军、于德海赴英国与盖洛普国际组织进行学术交流，对方惊叹于中国竟然有“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这样的高品质抽样调查体系的存在，邀请我们作为中国成员单位加入盖洛普国际组织，共同开展跨国社会调查、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可惜后来的风波让这个计划化为了泡影。

体改研究会时期的改革研究

1989年经历变故以后，我选择了辞职下海经商。也许是近10年的社会学调查和改革研究生涯留给我太深的印记，2006年，我和冯楚军、娄健在石小敏任秘书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下成立了一个公众意见调查部（公意智库），继续从事与社会学相关的一些调查和研究活动。

这个时期我主导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肇庆新区连片征地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践。为解决征地难、征地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难题，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一征地制度改革的原则方向落到实处，2012年，我和冯楚军、高山、姜斯栋等与广东省肇庆市肇庆新区管委会合作，通过实地调研、方案设计、方案压力测试、下行方案设计等过程，制定了一套系统的连片征地改革试点方案。该方案通过村级土地资产管理公司和肇庆新区土地股份总公司“两级土地股份化”改革，建立“集体入股国有”的混合所有制形态，使村集体能够以股权形式享有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实现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农民作为新区“股东”，在共同建设肇庆新区的过程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该方案于2013年初正式实施，截至2017年5月，顺利连片完成股权合作土地近60000亩，涉及农村居民70000人，没有打架的，没有告状的，达到试点目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先生对试点进行实地调研后评价说：“肇庆方案充分发挥广东省已经形成的政策优势，综合采纳全国各地改革优点，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形成了以两级土地股份化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这不是简单的政策创新，而是涉及到制度性系统转变，在全国来看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肇庆征地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对第一批试点的彭寿村多次进行调研，还搞了一个242个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由于“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试点方案的设计实现了对各方利益的兼顾，也促使地方政府下决心推行这个改革方案。

这个时期践行袁先生实证研究精神的另一个代表性的项目是“中国改革热度指数”的编制和连续发布。该项目由冯楚军牵头，主要参与人员有南储鑫、王招、梁志武、李炜等。“中国改革热度指数”借鉴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定期监测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经验做法，从“三度一感”（宣传度、参与度、反响度、获得感）4个维度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6个领域，对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反映改革舆论活跃程度和公众对改革态度的相关网络数据进行持续监测和结构性分析统计，形成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总体性判断和分城市、分区域、分维度、分领域的量化评估结果。中国改革热度指数于2018年10月首次正式对外发布，截止2025年7月，已连续发布28个季度（2018年Q3——2025年Q2）的改革热度评估报告，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学方法思维在改革领域的一个知名应用，也获得中央改革办高层的高度肯定，获得多个省市主要领导的关注和重视，获得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数以千计的宣传报道。多个城市政府将改革热度指数作为第三方评估分数结果纳入本地区全面深化改革绩效考核体系，多个城市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改革专题报告中以本城市改革热度指数作为总结改革工作取得成就的数据依据。

从2006年起到现在的19年间，公意智库完成的重要课题还包括农村基础调查（《2012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杨冠三、姜斯栋、娄健，上海远东出版社）、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研究、深圳与厦门的综合授权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等，累计完成的课题总数超过250个，成为国家级改革智库体改研究会的一支以改革意识和实证方法著称的研究团队，得到历任体改研究会领导安志文、高尚全、宋晓梧（袁先生在北京经济学院时期的硕士研究生）和彭森的高度肯定，也得到石小敏、周其仁、张维迎、谢扬、温铁军、李路路、孙立平、宋洪远、冯仑、孔泾源、南岭、黄晓京等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

冯楚军还因此被推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可以说，袁先生的实证研究精神在新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全面认识袁先生

据有的北大研究生回忆，袁先生在担任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在重视社会学方法的同时，多少有点轻视社会学理论的倾向，甚至有传言说袁先生曾公开表示北大社会学系不欢迎空谈理论的人，因此引起了部分有理论偏好的教师和学生的怨言。我认为这是对袁先生的误解和片面认识。袁先生年轻时在偏好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的同时，也曾针对社会问题发表过多篇时政文章，参加过青年学生青年教师的进步民主运动，推动社会改革。1980年代初袁先生教导我们的是要先掌握扎实的实证研究工具，先进行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去搞理论建构和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对策研究。袁先生在社会学重建初期提倡先方法后理论，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坎坷命运的深刻体察，是出于对我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复杂性的深刻思考，也是出于对改革开放初期大批投身社会学和投身改革的年轻人的深层关爱。

事实上，袁先生对社会学方法和实证研究精神的倡导深刻影响了改革早期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决策。发展组早期的个案研究，后来体改所的科学统计调查分析，尤其是对计算机的应用，使得社会学的实证方法影响了当时整个学术界乃至政界，一时间朝野大兴调查之风，搞经济研究的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抽样调查技术，连国家统计局都探讨过要不要采用一些社会学调查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同一时期，民间也出现了首批的社会调查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社会学一时成为显学。

以我本人40多年持续观察改革和以社会学方法断断续续研究改革的经历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基本上是问题导向的，重要关头的改革共识不是建立在改革目标上而是建立在亟待通过改革来解决的具体问题上。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启动和全国落地，并不是在姓资姓社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而是在解决吃饱饭问题上各方有了妥协。进而言之，1980年代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等之所以能在改革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发挥耀眼的作用，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以刚刚掌握的各种西方理论说服了体制内的意识形态大佬，而在于他们以扎实的实证研究方法系统科学地揭示出当时存在的不得不正视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从而推动决策过程回归常识、回归理性。或许，这才是袁先生的深意。

谨以此文纪念袁方先生逝世2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