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六年，村支书想让我娶她的女儿，紧接着我就跟她女儿表白了

村支书找我那天，北风刮得窗户哗哗响。他放下搪瓷缸，目光灼灼：＂小刘，来咱们村六年了，是不是该安家了？我听说小芳挺关心你的。＂

我攥紧了手里的信纸，心跳如鼓。那是北京父亲寄来的，字字句句都是催我回城的急切。

1970年冬天，我已经在这个山旮旯插队六年。还记得初到时，背着发黄的铺盖卷，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望着层层叠叠的土坯房，心里空荡荡的。

那时，二十岁的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小树，强行栽到了陌生的土壤里。从繁华的北京城，到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小山村，落差大得让我几夜难眠。

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刮过田野，钻进每一个屋子的缝隙。我住的是生产队分给知青的草房，夜里盖着打了补丁的棉被，还得蜷缩着身子才能抵御寒意。

小芳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村里人。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笑着递给我：＂知青哥哥，喝点暖和暖和。＂那碗粥的香气，在凛冽的北风中格外醇厚。

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像秋天的葡萄，清亮又带着天然的温柔。那年她十六岁，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姑娘，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一点不输壮劳力。

六年间，我学会了锄地、播种、收割，手掌上长出了和村里壮劳力一样的老茧。一开始，村里人都笑话我这个＂城里娃＂，连锄头都拿不稳。

小芳却从不笑话我，还常在我干活时，悄悄地把水壶挂在地头的树枝上，里面装的水总是温热的。冬天她会把烤热的红薯塞进我的衣兜，柴火的烟熏味和红薯的甜香混在一起，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那几年，生产队的收音机是全村的宝贝，每天傍晚，村民们都聚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听中央台的新闻和评书。小芳总是坐在人群后面，安安静静地听，时不时偷看我一眼。

我常去她家帮忙，给她的弟弟妹妹们念故事书，教他们写字。小芳的母亲早逝，她一个人照顾着三个弟弟妹妹，肩上的担子比同龄人重得多。

村支书是个正直的人，为人刚直不阿，村民们都敬他三分。他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土。＂刘知青，别看咱山沟沟里穷，但穷不能穷志气！＂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常去他家借《参考消息》看，有时也听他讲革命故事。他把自己藏书小心翼翼地包在报纸里，一页一页地翻，生怕折了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本书比金子还珍贵。

＂小刘，你别看咱这山沟沟偏，早晚会变样的！＂支书总是这样对我说，眼睛里闪着光。

那天从支书家出来，我在村口碰见了小芳。她戴着我送的红围巾，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双手冻得通红，正挑着一担水往家走。

＂小芳，我帮你。＂我接过扁担，肩膀立刻被压得一沉。

＂不用了，习惯了。＂她倔强地摇头，眼里却满是笑意。

我壮着胆子说：＂小芳，我有话跟你说。＂

她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画圈：＂刘哥，我也有话想说……＂

＂你先说。＂我的心怦怦直跳。

＂不，你先说。＂她的脸更红了。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直到村里的广播响起来：＂全体社员注意，明天早上开大会，讨论冬季农田水利建设……＂

晚上，我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在那张蒙着锅灰的纸上，写了一封表白信。那是我攒了一个冬天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心。

次日清晨，我趁她挑水回来，把信塞进她的水桶里。然后就躲在村口的枯树后面，看着她发现信时惊喜的表情。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口，跑回了家。

谁知这事像长了翅膀，一下午传遍全村。老王婶子经过我干活的地头，意味深长地说：＂刘知青，你可真有胆量，敢跟支书闺女谈对象！＂

李大爷挑着箩筐路过，也停下来：＂小刘啊，你可想好了？城里人和乡下姑娘，门不当户不对的。＂

到了傍晚，我收工回来，在田埂上碰见了面色铁青的村支书。他手里攥着那封信，目光如铁：＂小刘，我本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城里娃，没想到……＂

＂支书叔，我是真心喜欢小芳。＂我急得满头大汗，手足无措。

＂好一个真心！＂他冷笑，嘴角抽动着，＂你们这些知青，哪个不是等着回城？等进城名额一下来，立马就连夜收拾铺盖卷走人！李大妮的女儿，不就是被你们城里人骗了感情？人家一回城就再没了音信！＂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急得脸涨得通红。

＂哼，谁不知道，你们这些知青迟早要回城的？＂支书狠狠地把信揉成一团，＂明天大队开会，你当众给个说法！＂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屋外的北风呼啸，仿佛也在嘲笑我的痴心妄想。

第二天，村里召开大会。支书站在村委会那张褪了色的桌子后面，声音在大喇叭里回荡：＂小刘同志，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打算娶了我闺女就能分到城市户口？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干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站在人群中央，像被钉在耻辱柱上。周围人的眼神有好奇，有怀疑，还有几分同情。

＂我喜欢小芳，是真心的。＂我的声音颤抖，＂我没想过利用谁。这六年，我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放屁！＂支书拍案而起，＂家？城里那才是你们的家！咱们山沟沟里的姑娘，只配给你们当过渡？我闺女，宁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能让你们糟蹋了！＂

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辩解。

＂爹！＂小芳突然站出来，声音颤抖却坚定，＂刘哥不是那种人！这六年，他下地比谁都早，收工比谁都晚。他教我认字，教村里娃娃唱歌，连王大娘家漏雨，也是他带着社员们帮着修的！＂

她的眼圈红了：＂我……我也喜欢他！＂

会场上一片哗然。支书愣住了，半晌才沉声道：＂胡闹！开完会，你就给我回家反省！＂

小芳倔强地站在那里，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却一声不吭。

支书一时语塞，会议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有人说我不自量力，有人说支书太固执，也有人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复杂，有好奇，有议论，也有暗暗支持。老王婶子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小声道：＂小刘，别灰心，老支书是心疼闺女。你得拿出点真本事来，让他看看你的决心。＂

我埋头干活，比以前更卖力。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手上的老茧越发厚实，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土。

小芳被禁足在家，但她总能想办法传递信息。有时是在我经过她家门口时，掉落的一张小纸条；有时是托她小弟弟给我带个煮鸡蛋；还有一次，她趁着去村外挑水，故意把水壶落在井边，里面塞着一块她绣的手帕。

一个月后，春节前夕，北京来了信。我爹托关系，给我在一个工厂找到了名额，可以回城。信里写着：＂儿啊，再不回来，这机会就没了。你在那穷山沟里待了六年，够意思了。妈整天惦记你，身子骨也不好，你赶紧办手续回来吧。＂

信封里还夹着一张回城介绍信的复印件，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几乎就是我回城的通行证。

我坐在炕头，望着那盏豆大的煤油灯，心里翻江倒海。窗外，是北方冬夜的寂静和寒冷；炕头上，那封信像一块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烫。

回城，是每个知青的梦。可此时此刻，我却迟疑了。我想起小芳在田间地头的身影，想起她送我的那块手帕，上面绣着一朵笨拙的小花，针脚歪歪扭扭，却是她熬了几个深夜赶出来的。

就在这时，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支书同志突发急病，正在家里抢救，请村医速去！所有党员干部立即到支书家集合！＂

我扔下信，拔腿就跑。

支书家里挤满了人。小芳蹲在炕边，手足无措。村医摇着头：＂老支书的旧伤复发，得送县医院。＂

原来支书年轻时参军打过仗，腿上留下了弹片，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这些年来，他从不声张，硬撑着干活，没想到今天突然旧伤发作，疼得冷汗直流。

＂我去！＂我一把抓起支书的手，＂支书叔，你挺住！我去县医院找人！＂

支书睁开浑浊的眼睛，微弱地摇了摇头：＂不用了……小刘……你不是要回城吗……＂

＂去你的回城！＂我急得大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走，我背你去公社找拖拉机！＂

那天晚上，雪下得很大。我背着支书，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一步一步走向公社。小芳跟在后面，提着煤油灯照亮前路。

公社离村子有十里路，山路崎岖，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支书很重，他的血浸透了我的棉袄。我咬紧牙关，一次次在滑倒后爬起来，继续向前。

＂刘哥，歇一会儿吧。＂小芳担忧地说。

＂不行，再不送医院，支书叔就危险了。＂我喘着粗气，脚下不停。

连夜赶到县医院，支书被推进手术室。我和小芳在走廊上坐了一宿。天亮时，医生出来说：＂暂时稳定了，但需要有人照顾。＂

＂我来！＂我主动请缨。

小芳睁大了眼睛：＂可是，你不是要回城吗？＂

我看着她被冻得通红的小手，坚定地说：＂我写信回去，就说不回去了。＂

那一刻，小芳的眼睛亮得像星星，里面盛满了欣喜和泪水。

在医院的日子，我每天给支书量体温、喂药、擦身。他身上有许多我从未注意过的伤疤，每一道都是岁月和苦难留下的印记。

＂支书叔，您这伤是怎么来的？＂我好奇地问。

支书微微一笑：＂打仗时留下的。那年我才十八岁，差点把命丢在战场上。＂

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如何从一个贫苦农家子弟参军入伍，如何在战火中成长，又如何回到家乡带领村民建设新生活。他的声音虽然虚弱，但字字句句都透着坚定和自豪。

有一次，我打盹时，听见支书低声对来看望的生产队长说：＂这娃子，比我想的强多了。我看他是真心喜欢小芳，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

队长点点头：＂谁说不是呢。这小子这几年没少出力，农忙时连轴转干活，冬天还带着社员们修水渠。比起有些光想着回城的知青，他确实不一样。＂

支书叹了口气：＂我就怕他娶了小芳，一转身就回城去，让闺女受委屈。＂

＂依我看，这小子是真把咱们村当家了。＂队长笑道，＂前几天他还跟我说，想在村东头那块荒地上种杏树呢，说是五年后就能结果子。＂

我躺在椅子上，眼眶湿润了。是啊，我确实把这里当家了。这六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城市青年，变成了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农村后生。我认识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乡亲，还有那个朴实善良的姑娘。

出院那天，支书叫我到病床前，声音沙哑：＂小刘，我问你一句，你当真对我闺女是真心的？＂

我点点头：＂支书叔，我不图什么城市户口。我在这村里六年，已经把这里当家了。您看我那院子，去年种的杏树都长出新芽了。＂

＂可你家里人不是催你回城吗？＂

＂我已经写信回去了，说我决定留在村里。＂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回信，递给支书，＂您看，我爹也同意了。他说，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路要走。＂

支书看着信，眼睛湿润了。他沉默良久，叹了口气：＂成，我信你。不过有一条，你得对小芳好，一辈子。＂

＂一辈子。＂我郑重地点头。

回村那天，整个村子像过节一样。支书硬是要走路，我和小芳一左一右搀着他。路过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时，小芳轻声对我说：＂刘哥，那天我收到你的信，高兴得一夜没睡。＂

我笑了：＂我也是。那天我在树后面看你发现信的样子，像个得了蜜糖的小姑娘。＂

她羞涩地低下头：＂谁像小姑娘了！我都十九岁了，村里同龄的姑娘都嫁人了。＂

＂那我们也快点结婚？＂我故意逗她。

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去你的！得爹同意才行。＂

晚上，支书叫我们到他屋里。他打开那个上锁的老柜子，取出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袱。

＂这是我珍藏的书，《草原烽火》，是我参军时候的老连长送的。我一直舍不得拿出来，怕给糟蹋了。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们。＂他递给我们，目光柔和。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翻开泛黄的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赠予战友王明山，愿火红的理想永不熄灭。＂

＂支书叔，这是您的宝贝，我们不能要。＂我连忙推辞。

支书摆摆手：＂要！你教小芳识字，也教村里的娃娃们读书写字，这书在你手里才有用。再说了，以后你们的娃娃也能看。＂

听到＂娃娃＂二字，小芳的脸又红了，躲在我身后直踢我的脚后跟。

那个冬天，我和小芳的婚事定了下来。村里人都很高兴，纷纷送来自家的土特产，有的送鸡蛋，有的送红枣，还有人送来自家酿的米酒。老王婶子拿来一床她亲手缝的棉被，笑着说：＂小两口要好好过日子，往后日子长着呢！＂

1976年春天，我和小芳在村民的祝福声中成了亲。婚礼很简朴，但全村人都来了。支书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郑重地对大家说：＂今天，不光是我闺女嫁人，也是咱们村多了一个真正的自家人！＂

我站在小芳身边，看着这些朴实的乡亲，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家。不是户口本上的一个记号，而是这片土地给予我的认同与接纳。

婚后，我和小芳一起住在村东头的一间土坯房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铺着小芳亲手缝的花被子，墙上贴着去县城照的结婚照，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小芳穿着红褂子，两人都笑得像花一样灿烂。

我们一起参与了村里的大队广播站建设，小芳负责播音，嗓子甜甜的，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响起：＂乡亲们，早上好！今天的天气是……＂我则在支书的支持下，开办了夜校，教村里人识字。

每到傍晚，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就挤满了村委会的屋子，拿着发黄的课本，认真地听我讲课。支书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一边听一边点头，时不时插上一句：＂对，就是这个理！＂

那年夏天，我收到了北京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们很想我，但也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儿啊，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只要是自己走出来的，都值得尊重。你妈最近身体好多了，我们打算秋收后去看你和儿媳妇。＂

我把信念给小芳听，她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真的吗？爸妈要来？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屋子，再多做些好吃的！＂

我搂着她的肩膀：＂放心吧，他们会喜欢你的，就像我喜欢你一样。＂

我们的小院子里，那棵杏树开了花，结了果，年复一年。院墙下，小芳种的丝瓜爬满了架子，到了夏天，绿荫如盖，坐在下面乘凉，别提多惬意了。

那年冬天从北京寄来的信，我一直保留着，但再没想过离开。有时候，我会拿出来看看，想起那个站在村口的二十岁青年，心中满是感慨。

六年，改变了我；也因为我，这个小山村，也悄然变化着。夜校里走出了几个考上中专的学生，广播站的声音传遍了每个角落，连通往县城的土路，也变成了石子路。

支书最爱做的事，就是抱着我和小芳的孩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指着远处的山，对孩子说：＂看，那是咱们的地，以后都是你的！＂

日子就这样，在平凡中见证着不平凡的变化。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听着小芳均匀的呼吸声，心中充满了踏实和满足。

这就是我的选择，我的家，我的人生。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那封催我回城的信，最终成了我留在这里的见证。

有人说，知青的命运是坎坷的。但我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是种子，在哪片土地上都能生根发芽。

那年的插队经历，那个倔强的支书，那个勤劳的山村姑娘，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感谢那段艰苦岁月给予我的成长和历练。

现在，当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山路上来来往往的乡亲们，心中充满了归属感和自豪感。这里是我的家，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