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下乡，借宿大队长家，半夜他闺女摸进我被窝：我身上冷_9

1978年，北风像一把生了锈的铁刷子，刮在人脸上，又干又疼。

我叫林卫东，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北京知青，揣着一纸调令，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长途汽车，最后搭着一辆拖拉机，在漫天黄土里颠簸到了这个叫陈家坡的地方。

拖拉机停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大队书记陈大柱早就在那儿等着了。

他四十多岁，一张脸被风吹日晒刻得像核桃皮，沟壑纵横。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你就是林卫东？”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锐利得像鹰。

我赶紧点头哈腰，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介绍信：“陈书记您好，我是林卫东，来报到的。”

他接过信，凑到眼前眯着眼看了半天，然后“嗯”了一声，揣进兜里。“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年头，“知识分子”可不是什么好词儿。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前些年被折腾得够呛，现在还在家“学习”呢。介绍信上家庭成分那一栏，被我爸托了关系，模糊地写成了“职员”。

“我爸妈都是普通单位的职员。”我含糊地答道。

陈大柱没再追问，只是那眼神里的审视意味更浓了。他吐掉嘴里叼着的旱烟蒂，用脚碾了碾，“行了，跟我走吧。队里没多余的房子，先住我家。”

我受宠若惊。

大队书记家，那可是村里的“紫禁城”。我一个成分不清不楚的毛头小子，怎么就得了这待遇？

我不敢多问，只能背着我那个沉甸甸的帆布行李包，跟在他身后。

陈大柱家是村里少有的几户青砖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几只老母鸡在墙根下悠闲地刨食。

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出来，应该是陈大柱的媳妇李秀莲。她比陈大柱看着要精明，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在我身上转，像是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北京来的娃？看着就是白净。”她笑着说，话里却听不出多少热情。

“婶子好。”我拘谨地喊了一声。

“先进屋，先进屋，外面风大。”

屋里一股子烟火气和淡淡的霉味儿。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主席像，旁边是“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

一个姑娘从里屋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着。皮肤是乡下姑娘常见的健康的小麦色，但五官却很清秀，尤其是一双眼睛，大而亮，像两汪清澈的泉水。

只是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怯生生的、警惕的神色。

“这是我闺女，陈淑瑶。”陈大柱指了指她，又对我抬了抬下巴，“这是林卫东，北京来的知青，以后就在咱家住了。”

陈淑瑶低着头，细声细气地喊了声：“林……林大哥。”

我点点头，“你好。”

晚饭是玉米面糊糊、黑乎乎的窝窝头和一碟咸菜。李秀莲大概是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给我卧了个荷包蛋。

陈大Dazhu的儿子，陈建社，这时也从外面回来了。他比我大两岁，长得五大三粗，看我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排斥和……嫉妒？

饭桌上，陈大柱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北京的事，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李秀莲则不停地给陈建社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在外面累一天了。”

而那个叫陈淑瑶的姑娘，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低头喝着糊糊，偶尔抬眼飞快地瞟我一下，又立刻垂下眼帘，像受惊的小鹿。

吃完饭，李秀莲给我收拾出了一间西边的耳房。

房间很小，一张土炕占了一大半。炕上铺着一领破旧的芦苇席，一床被子硬得像铁板，散发着一股子陈年的棉絮味儿。

“家里条件不好，先凑合着住。”李秀莲站在门口，没什么表情地说。

“挺好的，婶子，太谢谢您了。”我连忙道谢。

她“嗯”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我把行李放下，坐在冰冷的炕沿上，心里一阵阵发凉。这就是我未来几年要生活的地方吗？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只有几声狗叫，把这个小山村衬托得更加死寂。

我脱了外衣，和衣躺进冰冷的被窝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屋里比外面还冷。土炕是凉的，被子是凉的，连吸进去的空气都是凉的。

我蜷缩着身体，牙齿都在打颤，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北京的父母，想着自己未卜的前途，想着陈家人那一张张或审视、或冷漠、或警惕的脸。

迷迷糊糊中，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推开了。

一阵冷风灌了进来。

我一个激灵，瞬间清醒了。

谁？

这么晚了，会是谁？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那个模糊的黑影。

黑影很纤细，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又轻轻地把门带上。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看到那个人影径直走到了我的炕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是陈建社？他看我不顺眼，想来教训我？

我攥紧了拳头，准备随时跳起来跟他拼了。

然而，那个黑影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在炕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了窸窸窣窣的脱鞋声。

紧接着，我的被子被掀开了一角。

一个冰冷、柔软的身体，钻了进来。

我浑身一僵。

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混着少女的体香，钻进我的鼻孔。

是陈淑瑶！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她……她想干什么？

“你……”我刚想开口，嘴唇就被一根冰凉的手指按住了。

“别出声。”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 的颤抖，“我……我身上冷。”

冷？

这个理由简直荒唐得可笑。

她自己屋里没有被子吗？冷就能钻到一个陌生男人的被窝里来？

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乡下姑娘会做出来的事。

我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隔着薄薄的单衣，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皮肤的冰凉和微微的颤抖。

她到底想干嘛？仙人跳？陈大柱夫妇设下的圈套？为了讹我？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我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兔子，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身体因为紧张而变得滚烫，而她的身体却依旧冰凉。她像一只寻求温暖的小猫，无意识地往我怀里缩了缩。

黑暗中，我能听到她细微的呼吸声，和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你……你快回去。”我终于鼓起勇气，压低声音说。

“我不。”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固执，“我屋里没烧炕，太冷了，睡不着。”

“那也不能……”

“我就待一会儿，等身上暖和了就走。”她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

我彻底没辙了。

推她走？万一她叫起来，惊动了她爹妈，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一个“耍流氓”的罪名扣下来，我这辈子就毁了。

留她？这算怎么回事？孤男寡女，共处一被。传出去，我的名声同样完蛋。

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绝境。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我的体温下，渐渐变得暖和起来。她的呼吸也变得平稳，似乎是睡着了。

而我，却一夜无眠。

天快亮的时候，她悄无声息地走了。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人。

被窝里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和那股淡淡的皂角香，仿佛在提醒我，昨晚发生的一切不是梦。

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看着发白的天花板，脑子里一团乱麻。

这个陈淑瑶，到底是什么人？

早饭的时候，气氛诡异。

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心里虚得像揣了只兔子。

陈大柱和李秀莲跟平常一样，没什么异样。

陈淑瑶也跟昨天一样，低眉顺眼，默默地喝着糊糊。只是她的脸颊，似乎比昨天多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

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他们一家人合谋的？

我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跟着村里的壮劳力下地干活。挖沟、垫土、平整田地，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我一个城里长大的半大孩子，哪里干过这种重活。没两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肩膀也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

陈大柱对我倒是没怎么苛刻，只是每天看着我干活，那眼神里的审视从未消失。

而陈淑瑶，白天在家里洗衣做饭、喂猪喂鸡，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很少有碰面的机会。

但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像第一晚那样，悄悄地溜进我的被窝。

理由永远是那一个：“我冷。”

我从一开始的惊恐、抗拒，到后来的麻木、默许。

我不敢声张，我怕。

我怕陈大柱那张核桃皮一样的脸，怕李秀莲那双精明的眼睛，更怕这个时代，一顶“流氓”的帽子就能压死人。

在她的体温和香气中，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畸形的同床共枕。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任何越轨的举动。她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身边，像一块冰，慢慢被我焐热，然后在天亮前离开。

我开始偷偷观察她。

我发现，这个家里的活，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干。李秀莲很少动手，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邻居家的婆娘们嗑瓜子、说闲话。陈建社更是油瓶倒了都懒得扶，每天在外面游手好闲，回家就等着张口吃饭。

有一次，我提前收工回家，看到陈淑瑶一个人在院子里劈柴。那比她胳膊还粗的木头桩子，她抡起斧头，一下一下，咬着牙往下劈。汗水浸湿了她的额发，贴在脸颊上。

而李秀莲就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一边纳鞋底，一边数落她：

“你个死丫头，就不能快点？天都快黑了，柴还没劈完，晚饭不做了？”

陈淑瑶没吭声，只是劈得更快了。斧头落在木桩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身体里似乎蕴藏着一股倔强的、不服输的劲儿。

又一天晚上，她照例钻进了我的被窝。

黑暗中，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草药味。

“你受伤了？”我忍不住问。

她身体一僵，没说话。

我伸出手，摸到了她的胳膊。上面缠着布条，布条下，似乎有伤口。

“怎么回事？”

她沉默了很久，才用极低的声音说：“今天上山砍柴，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疼吗？”

“不疼。”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有了除了“我冷”之外的对话。

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很多。

她说，她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山村里。她想出去，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说，村里的姑娘，到了她这个年纪，都该说亲了。她妈已经开始给她物色人家了，对方是邻村的一个屠夫，三十多岁，死了老婆，还带着两个孩子。

“我不想嫁给他。”她说，“他喝酒，还打女人。”

“那你爹妈……”

“我妈说，他家给的彩礼多。”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哥快要娶媳妇了，家里要盖新房，需要钱。”

我明白了。

在这个家里，她就像一件商品，随时可以为了她那个宝贝哥哥而被牺牲掉。

“那你为什么……要来我这里？”我问出了那个一直盘旋在我心底的疑问。

黑暗中，我感觉到她转过身，面对着我。她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热热的，痒痒的。

“你是北京来的。”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的希冀，“你是知识青年，你以后……能回城的，对不对？”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圈套里的诱饵。

她只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可怜姑娘。

而我，就是她看到的那根稻草。

她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名节，当成了唯一的赌注，押在了我的身上。她赌我能带她离开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有被利用的愤怒，有被算计的警惕，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悲哀。

我该怎么办？

接受她？跟她在一起？然后呢？我连自己的前途都一片渺茫，怎么可能给她一个未来？

拒绝她？把她推开？那等于亲手把她推进那个屠夫的火坑里。

“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城。”我艰难地说，“我的家庭成分……有点问题。”

“没关系。”她立刻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行。卫东，你……你带我走，好不好？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那一声“卫东”，叫得我心都碎了。

我沉默了。

我给不了她任何承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推开她，而是伸出手，笨拙地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很瘦，硌得我生疼。

她在我怀里，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无声地流着眼泪。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在人前，我们依旧像陌生人一样，几乎不说话。但夜里，在那个狭小、黑暗的耳房里，我们开始有了交流。

她会跟我讲村里的趣事，讲她小时候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的经历。她的声音清脆，带着一种天真的烂漫，让我暂时忘记了现实的沉重。

我也会跟她讲北京，讲天安门，讲王府井，讲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高楼大V厦和车水马龙。

每当我说起这些，她的眼睛里都会闪烁着向往的光芒。

“北京，真的有那么好吗？”

“嗯，等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我总是这样安慰她，也像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们的身体也越来越亲近。

有时候，她会把冰凉的脚伸到我的腿弯里取暖。有时候，我会把她的手攥在手心里，给她暖手。

我们像两只在寒冬里相依为命的刺猬，既想靠近对方取暖，又怕身上的刺伤害到彼此。

这种危险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打破它的人，是李秀莲。

一天中午，我从地里回来，李秀莲破天荒地拉着我坐下，笑得一脸菊花开。

“卫东啊，来咱家也快一个月了吧？还习惯不？”

“挺好的，婶子，多亏了您和书记的照顾。”我客气地说。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她拍了拍我的手，话锋一转，“你看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家淑瑶呢，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

我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妙。

“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呢，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有文化。我们家淑瑶呢，模样周正，手脚也勤快。你们俩要是能成，那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窝窝头都差点掉在地上。

“婶子，这……这太突然了。我还年轻，暂时没考虑过个人问题。”我赶紧找借口。

“哎呀，年轻人害羞，我懂。”李秀莲一副“我都明白”的样子，“这事儿你不用操心，我跟你陈叔商量过了，我们都同意。等过两天，找个好日子，就把你们的事儿给办了。”

她的语气，根本不是商量，而是通知。

我彻底慌了。

这算什么？强买强卖吗？

我求助地看向坐在一旁的陈大柱。他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对我们的对话充耳不闻，但那紧锁的眉头，显然是默认了他老婆的说法。

我又看向陈淑瑶。她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我明白了，这一切，她事先是知道的。甚至，这可能就是她默许，或者推动的。

一股被欺骗、被操控的愤怒涌上心头。

“婶子，这事儿不行！”我站了起来，声音都有些变调，“我的婚事，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我把父母搬了出来，这是我唯一的挡箭牌。

李秀莲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刚刚还堆满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父母？你父母在北京，离这十万八千里，他们管得着吗？”她声音尖利起来，“林卫东，我可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家好吃好喝地招待你，是看你人老实，想让你当我们家女婿。你要是敢不识抬举，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们怎么不客气了？”一直没说话的陈大柱，把烟锅在桌上磕了磕，冷冷地开口了，“卫东啊，在我们这，就得按我们这的规矩来。你住了我们家的房，吃了我们家的饭，还……还睡了我们家的人，现在想拍拍屁股不认账了？”

最后一句话，他说的声音不大，但却像一个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我瞬间面无人色。

他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

我僵硬地转过头，看向陈淑瑶。她把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原来，从第一天晚上开始，我就掉进了一个他们全家精心编织的陷阱里。

什么“身上冷”，什么“想出村”，都是假的！

他们一家人，就是看中了我“北京知青”这个身份，想把我牢牢地绑在他们陈家的船上！

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我……我没有……”我徒劳地辩解着，声音干涩。

“没有？”李秀莲冷笑一声，“别以为我们都是瞎子聋子！淑瑶天天半夜往你屋里跑，你当我们不知道？林卫东，你要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今天这事，你要是认了，我们还把你当自家人。你要是不认……”

她没有说下去，但那眼神里的威胁，让我不寒而栗。

我彻底绝望了。

我像一头被围困的野兽，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那天晚上，陈淑瑶没有再来我的房间。

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睁着眼，一夜未眠。

第二天，村里就开始传开了。

说我跟大队书记家的闺女好上了，两家都看好了日子，马上就要办事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看好戏的。

我走到哪儿，都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有无数张嘴在议论我。

我成了整个陈家坡的焦点。

陈大柱给我换了轻松的活儿，记工分也给我记最高的。李秀莲每天给我做的好吃好喝，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已经到手的女婿。

陈建社对我的敌意也消失了，偶尔还会递给我一根烟，叫我一声“妹夫”。

所有人都默认了这桩婚事。

只有我自己，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在绝望中等待着行刑的那一天。

我试图反抗。

我找到陈大柱，跟他说，我真的不能跟淑瑶结婚，我的父母不会同意的。

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你的意见不重要，你父母的意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村的人都认为，你是我们陈家的女婿。”

我又去找陈淑瑶。

我堵住她，问她：“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卫东，我……我是喜欢你的。”她说，“我不想嫁给那个屠夫，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留在村里，或者回北京，都行。”

她的眼泪让我心软了。

也许，她一开始的目的并不单纯。但这段时间的相处，她对我的感情，或许是真的。

可我，真的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一辈子留在这个小山村里，守着一个我不爱的女人，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不，我不甘心。

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沉的黑夜。

恢复高考了！

消息是从县里传来的。一个回乡探亲的干部带来的。

他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凭本事上大学。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青年，只要有本事，都能考。

这个消息，在整个知青点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疯了。

那些被下放到农村，早已对前途不抱希望的年轻人，仿佛在一瞬间看到了曙光。

我也一样。

我的心，死灰复燃。

高考，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

我必须抓住它。

我开始疯狂地找书。

我上学时的课本，早就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我只能到处去借。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托人去县里的废品收购站，淘回来一堆旧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总比没有好。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

白天在地里干活，我就把公式、单词写在小纸条上，揣在兜里，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就点上那盏昏暗的煤油灯，趴在小桌子上，一道题一道题地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背。

煤油很贵，我舍不得多用，就把灯芯捻到最小，光亮只够照亮书本那一小块地方。

我的行为，在陈家人看来，无疑是一种背叛。

李秀莲的脸一天比一天难看。她不再给我做荷包蛋，晚饭的桌上，连咸菜都少了一碟。

“读那些破书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她阴阳怪气地说，“安安分分地当个农民，娶妻生子，才是正道。”

陈大柱看我的眼神，也从审视变成了冰冷的警告。

只有陈淑瑶，她的反应最让我捉摸不透。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躲着我，而是经常在我看书的时候，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有时候，她会给我端来一碗热水。

有时候，她会帮我把煤油灯的灯罩擦得更亮一些。

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期盼，有担忧，还有一丝……绝望。

我心里明白，我每多看一页书，就离她远了一步。

我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我要离开这里，离开她。

我把她当作救命稻草，她又何尝不是把我当作救命稻草？

我们都在为了自己的命运，拼命地挣扎。

报名参加高考那天，陈大柱把我堵在了家门口。

“你真的要去？”他声音嘶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嗯。”我点了点头，攥紧了手里的报名表。

“你要是走了，淑瑶怎么办？”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林卫东，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个婚，你结，还是不结？”

我抬起头，迎着他逼人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陈书记，我要参加高考。”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转身进了屋。

“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地关上。

我站在院子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知道，我跟陈家，彻底撕破脸了。

从那天起，我在陈家的日子，变成了地狱。

陈大柱不再让我下地，而是把我关在家里，美其名曰“让你专心复习”。

但实际上，他是在软禁我。

李秀莲每天指桑骂槐，把所有最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说我是白眼狼，是陈世美，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陈建社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我在这个家里，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罪人。

只有陈淑瑶，依旧每天默默地给我送饭。

饭菜很简单，就是玉米糊糊和窝窝头。但每次，她都会在碗底，偷偷给我藏一个咸鸡蛋。

有一次，被李秀莲发现了。

她冲进屋里，一把打翻了陈淑瑶手里的碗，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他都要抛弃你了，你还上赶着对他好？你是不是贱？”

陈淑瑶没有哭，也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蹲下身，一片一片地捡起地上的碎碗片。

她的手指被划破了，鲜血滴在黄土地上，像一朵朵凄艳的梅花。

我冲过去，想把她拉起来。

她却甩开了我的手，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而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林卫东，你告诉我，你考上大学，真的会回来带我走吗？”

我看着她那双充满了血丝的眼睛，看着她流血的手指，那句“会”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骗不了她，也骗不了我自己。

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明白了。”

她说完这三个字，转身跑了出去。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给我送过饭，也没有再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彻底被孤立了。

在距离高考还有三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我的准考证，不见了。

我把整个房间都翻遍了，连炕席底下都找了，就是没有。

那张薄薄的，承载着我所有希望的纸片，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家人。

我冲出房间，像一头发疯的狮子。

“我的准考证呢？是不是你们拿了？”

李秀莲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我的话，冷笑一声：“什么准考证？我不知道。我们家可不窝藏那没良心的东西。”

陈大柱坐在屋里，一言不发。

我冲到陈淑瑶的房门口，用力地捶着门。

“陈淑瑶，你开门！把准考证还给我！”

门里没有任何声音。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是她。

一定是她。

她要用这种方式，彻底毁掉我的希望，把我永远地留在这里。

一股巨大的愤怒和绝望，瞬间吞噬了我。

我用肩膀，狠狠地撞向那扇薄薄的木门。

“砰！”

门被我撞开了。

屋里，陈淑瑶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件红色的嫁衣，一针一线地缝着。

听到声音，她抬起头，平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了。

“准考证呢？”我冲到她面前，红着眼问。

她没有说话，只是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张我找疯了的准考证，递给我。

我一把抢了过来，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是攥住了自己的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质问她。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只是想看看，它还在不在。”她说，“我想，如果你真的把它弄丢了，是不是……就会留下来了。”

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一样疼。

“卫东，”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伸手抚上我的脸。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你走吧。”她说，“考上大学，就别再回来了。”

我愣住了。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她看着我，眼睛里含着泪，“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忘了我，也忘了这里的一切。”

她说完，从脖子上摘下一个用红绳穿着的，已经磨得光滑的铜钱，塞进我的手里。

“这是我妈给我的，说是能保平安。你带着它，就当……我陪着你了。”

我看着手里的铜钱，又看看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走吧。”她推了我一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陈家大院的。

我只知道，当我走出那个院门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她压抑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那哭声，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

高考那天，天气很好。

我坐在考场里，握着笔，手心里全是汗。

我的脑子里，一会儿是物理公式，一会儿是化学方程式，一会儿又是陈淑瑶那张含泪的脸。

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

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考场，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回到陈家坡，我没有再回陈家。我在知青点的集体宿舍里，找了个铺位。

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我没有再见过陈家人。

听说，陈大柱病倒了，躺在床上下不来。

听说，李秀莲到处托人，又在给陈淑瑶说亲。

听说，那个邻村的屠夫，又来提亲了，这次给的彩礼更多。

每听到一个消息，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我好几次都想冲到陈家去，想去看看她。但我没有。

我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我给不了她任何承诺，我的出现，只会让她更痛苦。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我考上了。

是北京的一所师范大学。

拿到那张印着烫金大字的通知书时，我哭了。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离开陈家坡那天，是个阴天。

知青点的伙伴们都来送我。

我背着来时那个帆布包，里面多了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堆看完了的旧书。

我没有去跟陈家人告别。

我不敢。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了，载着我，慢慢驶离这个我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小山村。

当车子经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我鬼使神差地回了一下头。

我看到，远处那条通往陈家大院的小路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陈淑瑶。

她穿着那件红底碎花的棉袄，远远地站着，像一尊望夫石。

风吹起她的衣角，吹乱了她的头发。

我们隔着漫天的黄土，遥遥相望。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

我转回头，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对不起，淑瑶。

还有，谢谢你。

拖拉机越走越远，陈家坡，连同那个站在路口的姑娘，都渐渐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回到了北京。

大学四年，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毕业后，我留校当了一名老师。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妻子是我的同事，一个温婉的北京姑娘。我们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我再也没有回过陈家坡。

那个地方，像我心底的一道疤，我不敢去触碰。

我只是偶尔，会在午夜梦回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意惊醒。

然后，我会想起那个冬天的夜晚，那个钻进我被窝，对我说“我身上冷”的姑娘。

我想起她那双清澈又倔强的眼睛，想起她被划破流血的手指，想起她最后塞给我那枚温热的铜钱。

那枚铜钱，我一直贴身带着。

一年又一年，它被我的体温捂得越来越亮。

1998年，我因为一个学术项目，需要去一趟山西。

项目结束后，我鬼使神差地，租了一辆车，开向了那个我已经阔别了二十年的地方。

陈家坡。

二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

村里不再是土坯房，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红砖青瓦的二层小楼。

泥泞的土路，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似乎比以前更老了，但也更茂盛了。

我把车停在树下，有些近乡情怯。

我在村里慢慢地走着，试图寻找一些熟悉的痕迹。

一个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大爷，好奇地打量着我。

“后生，你找谁啊？”

“大爷，我跟您打听个人。”我走过去，递上一根烟，“您认识陈大柱吗？”

老大爷接过烟，眯着眼想了想：“陈大柱？哦，你说的是老书记啊。早就没啦，死了有十来年了。”

我的心一沉。

“那……他家里人呢？”

“他老婆前几年也跟着去了。儿子陈建社，在县城里做生意呢，发了财，很少回来。哦，对了，他还有个闺女……”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闺女……陈淑瑶，她怎么样了？”

“淑瑶啊，”老大爷叹了口气，“那是个苦命的娃。当年……哎，不提了。后来嫁到邻村去了，嫁的还是那个杀猪的。听说没少挨打。前些年，男人喝酒喝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啊。”

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模糊。

我仿佛看到了她，一个瘦弱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日复一日地操劳着，被岁月磨去了所有的光彩。

“她……她现在还在邻村吗？”我声音沙哑地问。

“不在了。”老大爷摇了摇头，“前几年，她儿子出息了，考上了大学，把她接城里享福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那颗沉到谷底的心，才稍稍往上浮起了一些。

“那……那您知道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老大爷摇了摇头。

我谢过他，失魂落魄地在村里转着。

我走到了陈家大院的旧址。

原来的青砖瓦房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崭新的二层小楼。大门紧锁，显然很久没人住了。

我站在这栋小楼前，站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了那个小小的耳房，那张冰冷的土炕，那盏昏暗的煤油灯。

我想起了那个夜晚，一个冰冷的身体钻进我的被窝，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身上冷。”

那一年，我们都太年轻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稻草。我抓住了我的那根，拼尽全力爬上了岸。而她，却被我甩在了湍急的河水里。

我以为我给了她希望，其实，我只是给了她更深的绝望。

这是我欠她的。

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临走的时候，我把车开到邻村，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那个屠夫的家。

院子已经荒废了，长满了杂草。

一个邻居大妈告诉我，淑瑶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份好工作，就把她接走了。

“那孩子，有出息，也孝顺。”大妈说，“淑瑶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稍感安慰。

我问大妈要了她儿子单位的地址。

我没有去找她。

我只是以一个“热心助学人士”的匿名身份，给她的儿子，汇去了一笔钱。

不多，但足够他们改善一下生活。

做完这一切，我便离开了。

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窗外的景物飞速地倒退。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枚已经变得温润光滑的铜钱，紧紧地攥在手心。

淑瑶，愿你的后半生，再也没有寒冷。

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我不知道，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当你的手推开我的房门时，我是否会有勇气，对你说一句：

“进来吧，我给你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