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2岁，每月退休金将近6000，工资卡却在35岁的儿子媳妇手里

＂你说爸，咱家是您挣的钱，凭啥要我保管？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孝顺了？＂儿子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口上。

那一刻，我咽下了所有的委屈，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叫王建明，今年六十二岁，在东北一家国企退休，每月退休金将近六千元。

按理说，这个年纪，这份收入，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好时光。

可我的工资卡却在三十五岁的儿子媳妇手里，每次想买点东西，都得像讨饭一样开口。

那个揣着我们血汗钱的儿媳妇，总是皱着眉头说：＂爸，这个不急着买吧？＂

1985年，我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市里的轴承厂当了一名车工。

那时候，全市人都知道咱们轴承厂是响当当的大国企，一个月七十多块钱的工资，福利待遇样样齐全，厂里还管分房子。

找对象都不用张罗，厂办集体婚礼，红花被子一摞摞地发，热闹得很。

刚进厂那会儿，我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手上磨出的茧子厚厚的，回家都不敢让妈看见。

没出两年，我就在厂里小有名气，被评为＂技术能手＂，厂报还登了我的照片。

那张报纸我一直留着，泛黄的纸面上，二十出头的我穿着蓝色工装，站在车床前笑得腼腆。

就是那年的厂庆联欢会上，我认识了在财务科工作的刘淑珍。

她穿着碎花布衣裳，扎着两条麻花辫，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儿。

我总找借口去财务科报销工具费，就为了多看她几眼。

半年后，在老工会主任的撮合下，我和刘淑珍定了亲。

结婚那天，厂里拉着大喇叭广播：＂祝贺车间王建明同志和财务科刘淑珍同志喜结连理！＂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王小军。

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严，我和刘淑珍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但我们想着一个也挺好，省得累着淑珍。

小军出生那天，我激动得手都哆嗦，给全车间发了两条大前门香烟。

＂有儿子了，有儿子了！＂我一遍遍地对着厂里的广播喊，声音都变了调。

厂里人都笑话我：＂老王，不就是个儿子嘛，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我嘿嘿直笑：＂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老王家的根啊！＂

刘淑珍坐完月子，我们就把小军带到厂里的托儿所，中午休息时就去看他一眼。

小军很懂事，从小就不爱哭闹，厂里阿姨都说这孩子有出息。

那些年，我和刘淑珍起早贪黑地干活，下班了还要排队买菜，回家做饭洗衣服。

日子虽然紧巴，但看着小军一天天长大，我们心里比蜜还甜。

＂建明，你看隔壁李师傅家孩子都上大学了，咱们小军也得好好学习啊。＂刘淑珍总这么说。

我点头如捣蒜：＂那是当然！咱们就这一个儿子，再苦不能苦孩子。＂

为了孩子的学习，我和刘淑珍省吃俭用，攒了整整一年的钱，买了全厂第一台长虹牌彩电。

那可是稀罕物，花了整整836块钱，我们半夜排队去供销社预约的。

电视一到家，邻居都来看稀奇，直夸我们舍得为孩子花钱。

晚上播《西游记》的时候，小院子里挤满了小朋友，小军坐在最中间，小脸上满是骄傲。

＂爸，我同学都羡慕我家有彩电！＂小军仰着脸对我说。

我摸着他的头笑：＂好好学习，以后爸妈给你买更好的东西。＂

八十年代末，国营企业效益开始下滑，我们轴承厂也不例外。

月饼厂的饼散了，大锅菜没那么香了，年终奖也从一百多降到了几十块。

有同事开始下海经商，也有人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出去另谋出路。

我却不敢轻易放弃这铁饭碗，毕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不甘心就这样坐吃山空，我下班后跑去火车站帮人扛货，挣些外快。

那时候火车站没有电子秤，都是用大杆秤称行李，超重了要交运费。

我个头大，力气也不小，一个晚上能挣十来块钱，比上一天班还多。

刘淑珍心疼我，但看到小军用上了崭新的学习用品，我们心里都踏实。

＂老王，你少去两天吧，熬坏了身子可咋整？＂刘淑珍每次都这样劝我。

我却只是笑笑：＂趁现在能干，多挣点钱。再说了，小军学习好，以后考大学要花钱呢。＂

九十年代初，全国刮起了＂下海＂风，厂里不少老同事都离开了。

有的去南方打工，有的摆地摊做小买卖，厂区大院里冷清了许多。

我们厂也开始放＂长假＂，每月只发基本工资，连食堂都不开了。

那段日子，刘淑珍也想辞职出去找活干，被我拦住了：＂你一个女人家，能干啥？再说了，咱们厂早晚会好起来的。＂

1998年，那年小军高三，每天学到深夜，眼睛都熬红了。

我心疼得不行，但也知道这是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爸，我想考北京的大学。＂一天晚上，小军突然对我说。

我一愣：＂北京？那得多远啊！＂

刘淑珍却说：＂去吧，大城市机会多。咱爸当年要是能去北京，也不会一辈子在这破厂里了。＂

那年夏天，小军如愿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全厂人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厂广播里还专门表扬了一番。

送他上火车那天，我递给他两千块钱：＂儿子，学习是正经事，缺钱就说。＂

那两千块是我攒了大半年的钱，平时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裳，就为了给儿子攒学费。

车站广播里催促着检票了，刘淑珍抹着眼泪不撒手。

我拍拍儿子的肩膀：＂去吧，好好学习，别想家。咱们过年再见。＂

看着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我的心像被挖走了一块。

为供小军上大学，我们砸锅卖铁。

单位改制时，其他工友都用补偿款买了新楼房，我们却只能继续住在厂区的老楼里。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外墙斑驳，冬天冷得直打哆嗦，夏天热得睡不着觉。

刘淑珍从不抱怨，总说：＂等小军毕业了，一切就好了。＂

每个月，我们都要寄五百块钱给小军。

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七百多，刘淑珍六百出头，寄完钱，剩下的只够基本生活。

有时候想买件新衣服，都要掂量半天。

但只要收到小军的信，说他在学校一切都好，我们就觉得再苦也值得。

2002年，小军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外企找到工作，月薪三千多，比我们俩加起来还多。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刘淑珍乐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厂里开会，我都挺直了腰板。

＂你们看看建明，人家儿子在北京工作，月薪上万呢！＂同事们夸张的话让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哪有那么多，也就三千多吧，比我们强点儿。＂

心里却骄傲得不行。

小军工作稳定后，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两三千不等。

我却舍不得花，全存了起来。

＂这是儿子的血汗钱，得给他留着娶媳妇。＂我总这么对刘淑珍说。

刘淑珍附和道：＂是啊，北京房子那么贵，咱们得帮帮孩子。＂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小军带回来一个女孩——赵丽娜，北京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那是个细眉大眼的姑娘，说话带着京腔，穿着打扮都是城里最时髦的。

第一次见面，她就皱着眉头看我们家的老房子：＂叔叔阿姨，你们这房子得有多少年了？＂

刘淑珍悄悄拉我一把，小声说：＂这姑娘眼高于顶，怕是看不上咱们这样的家庭。＂

我笑着打圆场：＂是老了点，都四十多年了，不过结实着呢！＂

其实心里也有些不自在。

丽娜对我们的家乡似乎很不习惯，吃饭时总是小口小口地尝，连我们引以为豪的锅包肉都不愿多碰一筷子。

但为了儿子的幸福，我们装作没看见丽娜对我们家简陋环境的嫌弃。

婚礼在北京举行，我们拿出全部积蓄，又东挪西借，凑了二十万作为儿子的结婚礼金。

那可是我们十几年的积蓄啊，每一分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爸，妈，谢谢你们！＂儿子结婚那天，抱着我们说。

我和刘淑珍相视一笑，所有的辛苦在那一刻都值得了。

婚后，小军很少回家。

每年春节，他们总有各种理由推脱：＂公司年会＂＂丽娜父母要来＂＂旅游订好了机票＂。

刘淑珍经常偷偷抹眼泪，我只能安慰她：＂年轻人工作忙，理解一下。＂

后来我们只能自己坐火车去北京看他们。

他们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小区里，房子虽然不大，但装修得挺时髦。

每次去，丽娜都会说：＂叔叔阿姨，您们来之前能不能先打个电话？我好收拾收拾家。＂

我每次都笑呵呵地说：＂好好好，下次一定提前说。＂

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那是自己的儿子啊，看他还要提前打招呼？

2012年，刘淑珍查出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医生说需要长期治疗，但我们退休金有限，医药费成了大问题。

那会儿我们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才四千多，看病吃药就要小一千，日子越发紧巴了。

小军得知后，提出我们搬去北京同住。

＂爸，您们年纪大了，在北京我好照顾您们，这边医疗条件也好。＂电话里，小军的声音充满关切。

我和刘淑珍收拾行李，把老房子租出去，满怀期待地奔赴北京。

儿子在郊区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说是考虑到我们同住才买的大房子。

刚到北京那会儿，一切都挺顺利。

小军和丽娜早出晚归，我和刘淑珍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虽然身处陌生城市，但一家人团聚，刘淑珍的病情竟然好转了不少。

老家带来的腌菜和干货，让我们在北京也能吃到家乡味道。

闲暇时，我和刘淑珍就在小区里散步，看着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心里还有些自豪——我们的儿子，就在这大城市立足了。

然而好景不长。

丽娜开始嫌东嫌西：＂叔叔阿姨，北京饮食口味跟东北不一样，您做的太咸了＂＂阿姨，这衣服不用这么使劲搓，容易坏的＂＂叔叔，您看电视能小点声吗？影响小君休息了。＂

小君是他们的儿子，我的孙子，那年才两岁。

刘淑珍是要强的人，被数落几次后，干脆不再做家务，整天闷在房间里。

有一次，我做了一桌子东北菜，红烧肉、地三鲜、锅包肉，可丽娜只是皱眉：＂叔叔，您做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

说完，她居然叫了外卖。

看着那盒水煮青菜，我的胃口全无。

一次，刘淑珍想抱抱小君，丽娜立刻抢过孩子：＂阿姨，您手上有病菌，别传染给孩子。＂

刘淑珍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为了小军，我选择忍耐。

变故发生在2014年冬天。

一天晚饭后，小军欲言又止地说：＂爸，您和我妈退休金加起来也有一万多了，我想着，要不您们的卡我来保管吧，您们想花钱了就跟我说。＂

我一愣：＂这是为啥啊？＂

丽娜接话：＂叔叔，您们年纪大了，不会理财，钱放您们手里只会贬值。我在金融公司上班，可以帮您们投资理财，增值呢。＂

刘淑珍当即不同意：＂我们自己的钱，自己花，用不着别人管。＂

小军脸色变了：＂妈，您这是不信任我们？我们还能坑您的钱？＂

看着儿子失落的表情，我心一软：＂算了，淑珍，给他们管管也好，咱们年纪大了，确实不懂这些。＂

就这样，我和刘淑珍的工资卡都交给了儿子。

开始那会儿，我们要钱，小军都会爽快给。

但慢慢地，每次要钱都要被盘问用途。

＂妈，买这个护肤品干嘛？普通的不就行了？＂

＂爸，这个药店的药贵，换个地方买吧。＂

有一次，刘淑珍想买条新裤子，丽娜竟然说：＂阿姨，您这个年纪，买新衣服干嘛？又不出去应酬。＂

我忍不住说：＂她好歹也是个女人，爱美很正常。＂

丽娜笑笑：＂叔叔，您不懂，现在物价这么高，得省着点。＂

渐渐地，刘淑珍不愿意开口要钱了，宁可少吃少穿。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背影，心如刀绞。

有天晚上，她小声对我说：＂老王，我觉得咱们在这里像个外人。＂

我叹了口气：＂忍忍吧，为了小军，也为了小君。＂

2018年春节，刘淑珍偷偷跟我说：＂老王，我想回老家过年，我想念那边的一切。＂

我点点头，向小军提出回老家过年的想法。

没想到，丽娜当场反对：＂这大冬天的回什么东北啊，冷得很，您二老年纪大了，受不了。＂

＂可我们想家了...＂我小声说。

小军打圆场：＂爸，您和我妈是想老家的朋友了吧？这样，等开春了，我送您们回去住几天。＂

我和刘淑珍只好作罢。

那个春节，我们在北京冷清地过完了。

电视里播着春晚，小军和丽娜忙着刷手机，没人说话。

刘淑珍的关节炎又犯了，痛得整宿睡不着觉。

＂我想回家。＂她半夜抓着我的手说。

我心里酸楚，却不知如何是好。

春天来了，小军的承诺却没了下文。

当我再次提起时，他总是说工作忙，等有空了再说。

一拖再拖，我们再也没回过老家。

那年夏天，我收到了老厂区改造的通知信。

老筒子楼要拆了，按人头能补偿八十万。

我心里涌起一丝希望——有了这笔钱，我们就不用看儿子脸色了。

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军时，他却说：＂爸，这事我来处理吧，到时候钱打我卡上，我给您存着。＂

我迟疑了一下：＂能不能给我和你妈留一部分？＂

丽娜笑了：＂叔叔，您要这么多钱干嘛？我们会照顾好您们的。＂

最终，补偿款全进了小军的口袋。

最令我心痛的是，刘淑珍需要定期复查关节炎，但每次要钱都像是乞讨。

有一次，丽娜竟然说：＂阿姨，您这病也看了这么多年了，好不了的，何必再花那冤枉钱呢？＂

刘淑珍没吭声，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提看病的事。

我心疼得不行，偷偷去找小区保安队长，答应帮他们值夜班，每月能有几百块钱。

我把这钱全给了刘淑珍买药。

第一次拿到自己挣的钱，她眼泪都掉下来了：＂老王，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要出去打工。＂

我笑笑：＂没事，能动就是福。再说这也不算啥苦差事，就是晚上值个班。＂

有一天晚上值班，下着雨，我没带伞，全身都淋湿了。

刘淑珍用热毛巾给我擦头发，哽咽着说：＂老王，咱们真不能这么过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了儿子，我们已经付出太多了，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

2021年，刘淑珍的病情加重，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

我硬着头皮向小军要钱，他迟疑了很久，才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

＂爸，您知道的，我们还有房贷要还，日子也不宽裕。＂小军这么解释道。

住院期间，小军和丽娜忙于工作，很少来医院。

我一个人照顾刘淑珍，看着她吃力地翻身、痛苦地呻吟，恨不得替她受罪。

病房里有个同病相怜的老太太，王婶子，她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儿女都在国外，退休金也上交了。

＂老王啊，你说我们这辈子图个啥呢？＂王婶子叹息道。

我苦笑着摇摇头：＂可不是嘛，把命都给了孩子，到头来还不如个外人。＂

出院那天，我壮着胆子问小军：＂儿子，我和你妈的卡能不能还给我们？毕竟是我们的退休金...＂

小军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您说爸，咱家是您挣的钱，凭啥要我保管？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孝顺了？＂

看着儿子激动的样子，我退缩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自己拿着方便一些...＂

丽娜在一旁冷笑：＂叔叔，您是不放心我们吧？这些年，您们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用我们的，我们有说过什么吗？＂

我哑口无言。

是啊，表面上看，我们确实是＂寄人篱下＂。

可那是我们的儿子啊，我们把最好的都给了他，却换来这样的对待。

那晚，刘淑珍拉着我的手小声说：＂老王，咱们回老家吧，我想回去了。＂

我知道她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告诉小军我们想回老家养老的决定。

出乎意料的是，小军和丽娜竟然爽快地同意了。

丽娜甚至说：＂叔叔阿姨，这是个好主意，老家空气好，适合养老。＂

临走前一晚，我忍不住问小军：＂儿子，能把我们的工资卡还给我们吗？＂

小军犹豫了一下：＂爸，我和丽娜商量过了，您们回老家，每个月我们给您打三千块钱生活费，够用了。您们那些退休金，我们帮您们存着，等您们需要大笔钱时再用。＂

我想争辩，却看到刘淑珍对我摇头。

为了不破坏离别气氛，我没再坚持。

回到老家后，小军按约定每月打来三千元。

我们的老房子早已拆迁，补偿款也被小军收走了。

我们只好用那三千块钱在小县城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

屋子虽小，但比起在北京的日子，我们反而轻松了许多。

刘淑珍的病情在熟悉的环境中有所好转。

我用攒下的值夜班钱，给她买了新药。

看着她能下地走几步了，我心里暖融融的。

我们重新融入了老邻居的圈子。

张大爷、李婶子，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知道我们的处境后，都很同情。

＂老王，你也真是的，怎么能把卡都给儿子呢？＂张大爷直摇头。

我苦笑道：＂这不是信任他嘛，哪知道...＂

每当他们问起小军，我和刘淑珍总是说他工作忙，日子过得好。

有些难堪的事，我们宁愿烂在心里。

我在社区找了份保洁工作，每月一千五百块钱。

加上小军打来的三千，日子凑合着过。

刘淑珍也开始在家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

她织的毛衣，做的布鞋，在小区很受欢迎。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灯下缝制布鞋的背影，鼻子一酸——这个在国企当了大半辈子财务的女人，退休后却要靠做手工活补贴家用。

2022年初，刘淑珍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至少五万。

我急忙给小军打电话，他答应马上打钱过来。

然而三天过去了，钱迟迟不到账。

再打电话，小军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

＂儿子，这是你妈的命啊！＂我哽咽着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爸，我会想办法的，您再等等。＂

最后，还是老邻居们纷纷伸出援手，东拼西凑帮我们垫付了手术费。

刘淑珍手术很成功，但出院后需要长期康复治疗。

我瞒着刘淑珍，去找了社区主任。

主任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帮我联系了一份社区保安的工作，月薪两千。

加上小军每月打来的三千，勉强够我们生活和刘淑珍治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刘淑珍，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刘淑珍总说：＂老王，你别太累了，我没事的。＂

而我只是笑笑：＂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不碍事。＂

今年春节，小军和丽娜终于回来看我们了。

他们带来了北京的特产，还有一台新手机给我。

丽娜甚至主动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看着阔别已久的儿子，我心里五味杂陈。

刘淑珍却格外高兴，一直拉着小军的手，问这问那。

吃饭时，丽娜突然说：＂叔叔阿姨，我们在商量，是不是该把你们接回北京住。＂

我和刘淑珍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抗拒。

小军解释道：＂爸，妈，你们年纪大了，在这边没人照顾，我们不放心。＂

我笑了笑：＂儿子，我们在这挺好的，有老朋友，有熟悉的环境，你们不用担心。＂

席间，刘淑珍小心翼翼地问：＂小军，我和你爸的退休金，能不能...＂

没等她说完，丽娜就打断道：＂阿姨，您放心，钱我们都帮您存着呢，已经有不少了。等您需要用时，我们立马给您。＂

那一刻，我看到刘淑珍眼中的光黯淡下去。

送他们离开后，刘淑珍拉着我的手说：＂老王，咱们的钱，怕是要不回来了。＂

我点点头：＂没事，咱们还能挣，还能活。＂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年轻时的自己，穿着蓝色工装，站在车床前，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我买了个小本子，开始记录我和刘淑珍这些年的经历。

有时写着写着，泪水就模糊了字迹。

刘淑珍问我写什么，我说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其实，我是想给自己和刘淑珍留下些证据——证明我们不是不知感恩的父母，不是甘愿寄人篱下的老人，我们只是太爱我们的儿子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社区值班，遇到了同是保安的老李。

聊天中得知，他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儿女在外地工作，退休金也由儿女保管。

＂王师傅，你说咱们这辈子，图啥啊？＂老李感叹道。

我沉默了。

是啊，我们这辈子，图啥？

不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吗？

可孩子过得好了，我们却沦为了摇钱树，失去了尊严。

回家后，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刘淑珍。

她静静听完，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老王，咱们还有彼此呢。＂

是啊，我们还有彼此。

六十多年的人生，起起落落，最终陪在身边的，还是这个相守了大半辈子的人。

第二天，我去银行办了新卡，把工资直接打入新卡。

接着，我写了一封信给小军，说明了我们的决定：以后社区工资我们自己保管，他每月打来的生活费也请直接给我们，至于之前的退休金，就当是借给他们的，不用还了。

最后，我加了一句：＂儿子，爸爸妈妈老了，不求你多孝顺，只希望你尊重我们的选择。＂

信寄出后，我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

小军很快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爸，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我平静地说：＂没有，儿子。我只是觉得，我和你妈这把年纪了，该有点自己的钱，有点自己的尊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小军叹了口气：＂爸，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有你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活法。＂我轻声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竟有些释然。

也许，父母子女之间，除了亲情，还需要边界和尊重。

一周后，我收到了小军转来的六千元，比往常多了一倍。

短信上写着：＂爸，这是您和妈的退休金，以后每月都按时转给您。对不起，我错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淑珍时，她眼中泛起了泪光：＂老王，咱们终于把儿子教会了。＂

是啊，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最后一课：教会孩子尊重老人的尊严。

两个月后，小军亲自回来看我们，带来了八万块钱。

＂爸，妈，这是我能拿出来的一部分，剩下的我再慢慢还给你们。＂他红着眼睛说。

刘淑珍摸着他的头，就像他小时候那样：＂傻孩子，钱不钱的无所谓，妈只要你记得，我们永远是爱你的爸妈。＂

小军抱着我们，泣不成声：＂爸，妈，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是我太自私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行了，男子汉，哭什么。你有你的难处，爸爸理解。＂

那天，我们在小县城最好的饭店吃了顿团圆饭。

小军郑重地给我们敬酒：＂爸，妈，祝你们健康长寿，我以后一定常回来看你们。＂

我端起杯子，看着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眼睛有些湿润。

今天早上，我带刘淑珍去小公园散步。

看着她在阳光下微笑的脸庞，我忽然明白，人到晚年，最重要的不是子女的供养，而是内心的安宁与尊严。

钱不多也行，只要是自己的；日子不富也罢，只要活得踏实。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过，我们付出过，我们也曾被伤害过。

但最终，我们依然选择微笑面对生活，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倔强和尊严吧。

刘淑珍挽着我的手，轻声说：＂老王，你说我们这辈子，值不值？＂

我看着她布满皱纹却依然明亮的眼睛，坚定地说：＂值，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值。＂

夕阳西下，我们的背影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